北京佛教造像艺术

北京佛教造像艺术

佛教在线北京讯 北京古代称为燕地，在东晋十六国时期属石氏前赵、后赵统治。南朝梁慧皎《高僧传》中，就多处记载了石勒、石虎笃信佛教，请僧、供养、造像、流布等事。

魏晋南北朝，是佛教在中国空前发展的一个时期，而北京位于中国北部，所以属于北朝。据《魏书·释老志》载：“太祖平中山，经略燕赵，所经郡国佛寺，见沙门道士，皆致精敬。可见在北魏建立之前，北京的佛教已经有了广泛的发展。由于北朝统治者对佛教的信仰和推崇，当时的人们也争相参与到建寺造像的活动中来。那时的北京，先后经历北魏、东魏、北齐、北周四朝统治，其间兴建了诸多寺院，现在可查且比较有代表性的佛寺有：光林寺、尉使君寺、奉福寺、石佛殿、大安寺、木严寺、佑圣教寺、天开寺等。修建佛教寺院，其中一个重要且必不可少的环节，就是铸造佛像。现存的北朝佛教造像的数量，可以说还是比较多的。从造像的材质上看，可以分为铜和石两大类。难能可贵的是，北朝各个历史时期的佛教造像，目前都有遗存。

首都博物馆馆藏的“北魏太和铜镀金释迦牟尼佛像”，就是北魏时期佛教造像的代表。该造像通高27厘米，释尊结跏趺坐，头部高昂，发呈涡旋状，顶有高肉髻，面颊丰腴，大眼细长，神态威严。身着袒右肩袈裟，右肩披偏衫，胸前衣领上饰折带纹，与山西大同云冈大佛袈裟上的装饰文样一致，衣纹写实厚重。右手结施无畏印，手势亲切自然。四足座床浑朴稳重，其正前方和两个侧面刻画飞鸟、蔓叶、胡人装束的供养人、卷云等纹饰和图案，座后刻有“大代”等铭文，体现了北方鲜卑民族雄阔健硕的形象特征和文化气质，代表了北魏金镀铜造像的最高艺术水平。

再有就是首都博物馆馆藏的“北魏太和二十三年(499)石雕释迦牟尼佛与二胁侍菩萨像”，该造像是北京现存最大的早期佛教雕塑。主尊为释迦牟尼佛，跣足站立，头部高昂，身着袒右肩袈裟和僧裙，躯体健壮，气势雄阔，具有北魏太和时期造像鲜明特点。主尊内侧为合掌恭立的二胁侍菩萨，身后为舟形火背光，背光后上半部有一二排小佛像，下半部有造像题记及捐资人名。此像年代历来争论颇多，从主体风格看为魏太和时期雕造无疑。但主尊的头饰、衣纹，两侧的胁侍菩萨造型，背光前后的装饰性雕刻等，与当时风格明显不符，应为北魏太和之后重修。此像原在海淀区车耳营村，1998年失窃追回后，由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收藏。

东魏时期北京的佛教造像，当以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馆藏的“东魏天平三年(536)赵俊兴造像碑”为代表。该碑通高135厘米，正面开龛，雕有一佛二菩萨。主尊结跏趺坐，左手结施与印，右手结施无畏印，身着袈裟，面颊长圆，脖颈细长，后有莲瓣项光。二菩萨立于莲座之上，头戴花冠，身着长裙，胸前饰有璎珞。该造像体现了东魏时期佛教造像承上启下的艺术风格。

北齐时期现存的北京佛教造像数量较多，其中具代表性的有：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馆藏的“北齐天保十年(559)周双仁石造像碑”、“北齐天统五年(569)潘景辉石造像碑”、首都博物馆馆藏的“北齐武平五年(581)明王石造像碑”、“北齐天统二年(566)王永业石造像碑”和“北齐天保二年(551)铜菩萨像”等。这些佛教造像的艺术风格一致，都带有很强鲜卑特征。

隋唐时期，是整个中国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当时的北京已称作幽州，在整个城郊范围内，有近百座佛教寺院，其中幽州城内就有近20座佛教寺院。像房山云居寺、盘山等，都是那一时期的代表。从现存的隋唐时期北京的佛教造像来看，其出土地点大都分布在现今北京房山，可见当时房山佛教发展的兴旺。

隋代佛教造像艺术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和影响，一方面继承了北齐、北周佛教造像艺术的遗韵，同时又表现出新的发展与变化。首都博物馆馆藏的“隋开皇二年(582)一佛二菩萨石造像碑”，是隋代北京佛教造像的典型实物。该造像通高18.5厘米，材质为黑色大理石。中央主佛结跏趺坐，右手结施无畏印，左手结施与印。佛两侧各立一菩萨，底为方形台座，两侧各蹲有一狮。造像的面相方而不圆，广额丰颐，躯体敦实，脖颈细长，全身比例失准，表现出明显的过渡性特点。

唐初期的佛教造像，以首都博物馆馆藏的“唐贞观九年(635)观音菩萨铜像”最突出。该造像通高15厘米，菩萨头戴宝冠，宝冠两侧垂有联珠宝缯。菩萨脸型瘦长，上身袒露，下着长裙，衣纹简洁，胸前饰有璎珞。两手上下置于胸前，背光呈火焰状，上有残缺。座床下有四足，座床上刻有铭文。此尊观音菩萨铜像，基本保留了隋代造像的遗风。

唐中期的佛教造像，以首都博物馆馆藏的“铜镀金弥勒佛像”为代表。该造像通高11厘米，弥勒结跏趺坐，左手结说法印，右手置右膝上，顶现肉髻，佛面圆满，神态庄严。身着袈裟，纹路自然，腹部与腿部之衣纹刻画，表现出佛衣的轻柔飘逸。佛像比例匀称，质感细腻，造型大气，为盛唐时期的经典之作。

唐晚期的佛教造像，以首都博物馆馆藏的、在北京西城区出土的“铜十一面观音菩萨像”为代表。十一面观音源于北周印度高僧耶舍崛多翻译的《十一面观音神咒经》。该造像为汉地流行的十一面观音标准形象，头顶小佛头堆叠排列，正中有一立佛，面形圆润，神态平和，身着长裙，衣质轻薄贴体，双臂挽帔帛，亭立于束腰莲花座上，体态优美大方。

唐代以后，契丹和女真两个民族先后以北京为都城，建立了辽、金政权。辽、金两朝的统治者，皆大力尊崇佛教，北京因此也成为北方佛教的中心。在这一时期里，北京的佛教造像，从艺术及工艺水平上来看，远不能与唐代相比，但其在风格及题材上，表现出民族化、世俗化的倾向。

辽代北京的佛教造像，材质多样，且大多以浮雕为主，如北京天宁寺塔周的浮雕。而现存的唯一一尊圆雕佛像，为首都博物馆馆藏的、于1977年在北京房山北郑村辽塔出土的“释迦牟尼佛涅槃像”。该造像侧身卧于石床上，头饰螺发，头顶肉髻微隆，面相生动，神态安详。身着袒右肩袈裟，胸前露出蝴蝶结，衣纹写实自然。风格粗犷，形象地表现了释迦牟尼佛涅槃时情景。

而首都博物馆馆藏的“辽彩绘释迦牟尼佛像”，则为辽代陶瓷造像的代表。该造像跏趺端坐，头饰螺发，头顶现高肉髻，大耳垂肩。

面相丰满，眉间有白毫，双目俯视，神态宁静。身着袒右肩袈裟，袈裟上涂有朱彩。左手当胸，右臂残断，两手似结转法轮印。此佛像对研究辽代佛像艺术及北京陶瓷艺术具有重要价值。

辽代北京佛教造像所表现的题材，除了显教的诸佛、菩萨外，还有像五方五佛等密教内容，而其中以观音造像最为流行。辽太宗耶律德光就十分信奉观世音菩萨，据《辽史》卷四九〈礼志〉记载：“太宗幸幽州大悲阁，迁白衣观音像，建庙木叶山，尊为家神。”首都博物馆馆藏的“铜观音像”，就是一个实物证明。

金代北京的佛教造像基本承袭了辽代的风格，材质也十分多样，如首都博物馆馆藏的“铜镀金观音菩萨像”，北京昌平区银山金代佛塔之浮雕等。现藏于首都博物馆、在北京双塔庆寿寺海云塔基出土的“金末元初海云印简禅师像”，跏趺端坐，面形圆润，双目炯炯有神，嘴角略露一丝微笑，躯体肥胖，大耳垂肩，身披袈裟，右手当胸拈佛珠，形象生动传神。据考，海云印简禅师(1202—1257)，为金末元初活动于北方的佛教临济宗高僧。而目前北京现存最大金代圆雕石质佛像，当为北京房山区白水寺的“一佛二弟子像”，其主尊佛像高达5.8米。

与辽、金政权同时期的宋朝，虽然没有定都北京，但由于宋代烧瓷工艺的发达，也影响到了北方。首都博物馆馆藏的、在北京丰台出土的“宋青白釉反瓷观音菩萨像”，通体素白，仅袈裟边缘施青白色釉。该造像结跏趺坐，头梳高发，戴宝珠花冠，花冠正中塑有小化佛。袈裟自头顶披下，露出面部及前胸，宽额丰颐，眉间饰白毫，丹凤眼微睨，神态安祥，胸前缀有璎珞及丝带。胎质洁白细腻，塑造精巧，体现了宋代佛教造像和陶瓷艺术相结合的鲜明的时代特点。

公元1234年，金朝被成吉思汗领导的蒙古军队消灭。公元1271年，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建立元朝，定都大都，即今天的北京。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政权。伴随着蒙古族的统治，藏传佛教开始逐渐在北京流行。而在元世祖忽必烈的统治时期，尼泊尔工匠阿尼哥的到来，更将元代北京的佛教造像工艺水平推向了高峰。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两尊“元代铜镀金藏式佛教造像”，是目前世界上仅存的刻有明确纪年铭文的元代藏传佛教金铜造像。北京昌平区居庸关云台上，也存有元代浮雕藏传佛教造像。

除了藏传佛教造像外，元代也有大量的汉传佛教造像。如北京香山卧佛寺内的“铜镀金释迦牟尼佛涅槃像”，就是元代佛教造像中的精品。该卧像铸于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全长5米多，重达50余吨。释尊微闭双目，右胁而卧，右手托腮，左手搭跨，庄严安详。再有就是供奉于北京广济寺圆通殿内(后移至北京法源寺)的“金铜质观音菩萨像”，其工艺水平更是高于卧佛。该造像通高约1米，菩萨头戴华冠，横披天衣，左腿下垂，右腿曲支，右手搭于右膝之上，全身装饰繁缛，呈现出雍容华贵、体态安详的宗教美感。

除了铜质造像外，元代瓷质造像也呈现出较高的艺术水平。首都博物馆馆藏的、在北京昌平出土的“元青釉释迦牟尼佛像”，就是一个典型代表。该造像跏趺端坐，双手结禅定印，头顶肉髻微隆，面相沉静，上身披双领下垂式袈裟，下身着裙，胸前饰有“卐”字。脸、胸及手裸露部分不施釉，呈赭褐色。莲座下承以束腰六棱形基座，基座上层六个棱面印各种花卉，束腰部位饰卷草纹，下为垂云纹，体现了元代佛像注重世俗情趣的艺术特点。而于1969年在北京西城区定阜大街西口出土的“青白釉观音菩萨像”，也是这类造像的精品，只可惜出土时部分受损。

到了明代，北京的佛教造像仍然保持着藏传和汉传两种形式。明朝皇宫中一如元朝，设有专门的造像机构“佛作”，制作藏式佛像。明代宫廷造像始于明成祖永乐年间，终于明宣宗宣德年间，至今没有发现一尊造于宣德以后明代宫廷藏式佛像。现存的明代宫廷藏式造像，大都带有“大明永乐年施”或“大明宣德年施”款。除了宫廷造像外，明正统、景泰、成化、正德、崇祯等各个时期的佛教造像实物，目前都有遗存。而在造型和工艺上，汉传佛教造像比起藏传佛教造像，则有很大差距。由于当时佛教在汉地的信众越来越多，修庙塑像频繁，使得佛教信仰进一步民间化、世俗化，受此影响，明代汉传佛教造像也就呈现出工艺单一、形象呆板、缺乏个性的特点。

与此不同的是，明代北京民间佛教造像活动十分活跃，如首都博物馆馆藏的“石叟款铜观音像”，就是一尊民间造像的典型代表。该造像的材质为红铜，周身嵌有银丝。造像的左手可自由拆卸组装，手心既可向上，亦可向下，分表不同佛教内涵。造像背后，有嵌银丝“石叟”铭款。石叟为明崇祯时期佛教僧人，善铸铜，生卒年不详，《梦窗小牍》载：“善制嵌银铜器，所作多文人几案间物，精雅绝伦，款石叟二字多在底，体兼篆隶，亦朴拙无俗韵。”

首都博物馆馆藏的“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三彩水月观音菩萨像”，头梳高髻，面目娟秀，神态安详。上身天衣横披，手挽帔帛，胸前饰璎珞，下身着长裙。菩萨半跏趺坐于象征观音道场的补特洛迦山的岩石形台座上，姿态自然闲适。全身肌肤施白釉，衣饰用黄、绿、酱、黑四色釉表现。台座正面雕有一条飞腾的蛟龙，标明观音是坐在海岛上，龙是他的坐骑，座后有“嘉靖四十二年正月匠人”题记。又如首都博物馆馆藏的“明铜漆金菩萨像”，头梳高髻，面相庄严肃穆，躯体丰腴修长。上身横披天衣，饰有璎珞珠宝与钏镯，下身着长裙，衣质轻薄贴体，衣纹流畅自然。该造像体态优美，装饰华丽，雍容华贵，堪称明代佛像上乘之作。

随着清兵入关，明朝灭亡。清朝统治者除了定都北京外，在佛教信仰上亦大力尊崇“黄教”，可以说北京的藏传佛教造像工艺水平，在清代得到了又一次提升与发展。而传统的汉传佛教造像，则无太多新意，基本承袭了明代繁缛庸俗的风格。

清代北京的佛教造像，以康熙、乾隆两朝的宫廷造像为代表，而又以康熙朝水平最高。如首都博物馆馆藏的“药师佛像”，是目前已知最早的一尊康熙纪年造像。该像造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通高17厘米，结跏趺坐，双手结印，螺发肉髻，袒露右肩，身着袈裟，上有各种植物纹饰，雕刻精细，是康熙佛装造像的精品。相比之下，乾隆朝的佛教造像水平则略逊一筹。

首都博物馆馆藏的“清仿尼泊尔或帕拉风格铜泥金度母像”，全身装饰繁缛，多处嵌银镶宝，面部泥金，做工精细，体现了清初仿古造像工艺特点。

佛教自东晋时期传入北京，在一千五百多年的时间里，对北京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诸多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通观北京的佛教造像艺术，可以说其历史是十分悠久的，其造像水平及材质、工艺，也是伴随着佛教的传入和历史的变迁而逐渐发展的。这些历经劫难、保存至今的佛教造像精品，不仅是弥足珍贵的文物，更是传承佛教精神与中华文明的载体。（信息来源：《法音》 文：朝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