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法观念与生态伦理学——罗颢

环境是人类生存之所依，自人类诞生起有生命活动的第一天，人类与环境就开始有了密切的关系。生命的欲望与本能使人直觉地感悟到“天地与我并生”（庄子语），人类不能脱离自然而生存；懂得人与自然相共存的原理，并对宇宙天地予以关注。然而，人类真正开始全面地正视环境问题，以一种独立、系统的理论讨论生态平衡的伦理意义，乃二十世纪以后的事。

一、人与自然关系的演变

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中，人是主动者。人对自然的评价，往往具有显明的功利性，它决定了人对自然的态度，并由此导出人对自然所采取的相应的伦理行为。通常而言，人类对大自然的认识程度，是与他的生存方式及生存状况相关联的。从我们已知的人类文明史的进程来看，人类的生存方式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狩猎采集阶段、农业畜牧业阶段和现代工业阶段。在第一阶段，人与大自然休戚相关，人就是大自然中的一员或者说是生物链中的一环。人类出于一种生命的本能，对整个自然界持着亲近和睦的态度。另一方面，人类由于自身的弱小，对大自然又抱有一份敬畏之情和神秘感。但不论怎样，在这个阶段，人与自然相对而言基本处在一种没有冲突的和谐状态。

在第二阶段，人的生存能力无疑已有明显的提高，但依然是“靠天吃饭”，人类的生活质量总体上还是受到大自然的制约，所以会自觉与不自觉地认为自然天意是不能违背的，所谓“敬天之渝，无敢驰驱”（《诗经·大雅·板》），人的行为，只有取法于天，始无灾无咎。然而，人作为一种心智能力特强的动物，其内在的生的冲动当然也特别强烈；随着人类对生存要求的提高，其对外界的能动性与主动性也会越来越明确。且大自然给人类所带来的也不完全是福音，人不甘受制于自然，遂有“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的想法产生。不过，这个阶段，人类与大自然毕竟还没有完全疏远，那种原始的亲和感尚在；再有受自身能力的局限，故人类在对大自然的能动、主动中，并非恣意妄行，而是“知其所为，知其所不为”，“不与天争职”（同上），总体上能把握住天人之间的分际，领悟大自然的生生之道，遵循“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中庸》）的律则；顺天之道，尊重自然秩序。正由于人类对大自然基本能保持这份谦恭、慎重与敬意，所以这个阶段人类与自然尚能和平共处，大体维持在一个平衡状态。

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紧张，主要是出现在第三阶段。在工业社会的时代，机械将人的肢体无限地加长了，人类向外界索取的能力得到大幅度的提高。有科学技术为后盾，人类有信心、有能力按主观的意愿去改变自然的进程，即所谓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工业时代那句颇有代表性的口号“知识就是力量”（培根语）即典型地反映了世人那种自负、张扬的心态，而笛卡儿则宣称：“给我空间与运动，我就可以造出宇宙来。”此话虽不乏豪迈，但同样透露出由于科技的发展，促成了人对理性的过于自信；并因自信心的过度膨胀而变得狂妄自大、无所忌惮。

藉科技的进步，人类可以随意地上天入地，对自然不再有所畏惧，甚至变得有恃无恐，误认为人类完全能够控制自然，凌驾于自然之上，为所欲为。此如洛克所言“对自然的否定，就是通往幸福之路”，社会的进步，就是要“有效地（把人们）从自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洛克是西方工业社会一位极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哲学家，他的一个最有影响的思想是“天赋权利说”，其理论的实质是保护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权利。这种权利，也就是人无限制地满足自己欲望的权利，是人征服自然、对异类随心所欲的权利，它往往是伴随着“对自然的否定”来实现的。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大背景下，人类一方面创造出惊人的财富，另一方面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