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佛教如何体现在唐代定窑瓷器上的吗？

你知道佛教如何体现在唐代定窑瓷器上的吗？

原创作品—沙家櫪（艺术家、考古研究者）

芰荷香 咏唐代定窑莲瓣纹

汉刘庄[1]。始成[2]白马寺，迦叶槃光。

释源安世[3]，译释小乘弘飏。

中唐大乘，菩萨道、造像琳琅。

莲刹[4]青莲装潢。莲宗圣洁，佛悟无疆。

南北[5]隆莲四系罐，巩县兼定器，莲瓣如镶。

盛唐划刻，六瓣蓬肉隆冈。

仰莲隆瓣，俯式瓣、定器昭彰。

窑工不断思创。盛唐五代，引领辉煌。（注释参考于文章最后）

东汉永平七年（公元64年），汉明帝刘庄（刘秀之子）夜宿南宫，梦一个身高六丈，头顶放光的金人自西方而来，在殿庭飞绕。次日晨，汉明帝将此梦告诉给大臣们，博士傅毅启奏说“西方有神，称为佛，就像您梦到的那永平求法样”。汉明帝听罢大喜，派大臣蔡音、秦景等十余人出使西域，拜求佛经、佛法。

梁代慧皎《高僧传》记载此事云：「汉明帝梦一金人於殿廷，以占所梦，傅毅以佛对。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往天竺。愔等於彼遇见摩腾、竺法兰二梵僧，乃要还汉地，译《四十二章经》，二僧住处，今雒阳门白马寺也。」因此在佛教史上，多以汉明帝永平十年(六七)，迦叶摩腾与竺法兰以白马驮经像来华，是为佛教传入之年。明帝为纪念白马驮经，将二僧所住的鸿胪寺改名为「白马寺」，成为中国第一座佛寺。尔後，凡僧尼所住之处即称为「寺」。白马寺被後世佛弟子尊为「祖源」和「释源」，而二僧所合译的《四十二章经》，也成为中国第一部汉译佛经。

继迦叶摩腾与竺法兰之後，陆续有梵僧来华，他们主要经由丝路前来。

然梵僧弘化有显著事迹者，始於东汉末年以洛阳为中心的译经工作。据《开元释教录》载，从桓帝到献帝(一八九－二二○)的四十年中，译有经典一八七部三七九卷，这说明中国佛教开始了较大规模的发展。而译经高僧中以安世高和支娄迦谶最具代表性。

安世高，原为安息太子，东汉桓帝建和元年(一四七)东来洛阳，二十馀年间，致力译经，共译出《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四谛经》、《八正道经》等三十馀部，多为小乘禅数「阿毗昙」之学，是中国早期传译小乘思想的第一人。其次第禅观的修行及传译的平易精简，对佛教的传播贡献卓著，是中国早期佛学流布的奠基者。

汉哀帝时，佛教传到了气候风土、民族、信仰迥然不同的中国。佛教在中国的南北朝时期得以弘扬，至唐代达到鼎盛。佛教在印度于公元十三世纪初消亡，被商羯罗赶出了印度，在中国却作为“大乘佛法”而得以发展和创新。

汉传佛教体现了中期的大乘佛教的思想，而大乘佛教提倡“发菩提心，行菩萨行”。“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正体现了这种利益一切众生的菩萨道精神。它强调应报四重恩——父母恩、众生恩、国家恩、三宝恩。

寺庙中，随处可看到莲花形象。弥陀殿中，西方三圣阿弥陀佛和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端坐在莲花之上。在其它大殿中，也可看到佛菩萨，有的手执莲花，有的脚踏莲花，或作莲花手势。寺庙墙壁、栏杆、桌围、拜垫之上，到处雕刻、绘制或缝绣各种莲花图案。

在佛教中的莲花形象，例如回向偈，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莲花的纯洁、出淤泥而不染的形象深入人心。

在偈语“花开见佛悟无生”中的花即指莲花，花开即指修者达到一定智慧境界。有了莲的心境，就会显现佛性。这是佛教用莲花来象征和比喻修行人的重要原因。莲花出污泥而不染，至清至纯。藏传佛教认为莲花象征着最终的目标，即修成正果。莲花是佛的象.

印度佛教在中土经魏、晋、南北朝的发展，无论在思想上还是经济上都为隋、唐时期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创造了条件，就连莲瓣纹也开始大量出现的陶瓷的装饰上，如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六世纪青瓷四系莲瓣纹罐，有的带盖子，有些不带盖子，或许是失落了？

图1：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六世纪青瓷四系莲瓣纹罐

河南省博物馆藏的六世纪青釉绿彩四系莲瓣纹罐也是比较典型的，这个时期的四系罐的四系是方桥式或片状的，上腹刻花莲瓣纹线条，腹部凸起莲瓣纹，腹下一般施釉不及底，底足无釉。

图2：河南省博物馆藏六世纪青釉四系莲瓣纹罐

南北朝时期开始出现重叠双泥条四系莲瓣纹罐，这种将桥式、片式系衍生出来的新形式，为隋代双泥条系奠定了基础，这件收藏于美国波士顿博物馆的南北朝青釉四系罐是个有代表性的作品。

图3：美国波士顿博物馆藏南北朝青釉重叠双泥条系莲瓣纹罐

到了隋代这种四系凸莲瓣纹罐的四个系从原来的桥式、片式转变为双泥条式，而且有些还有贴花、绳纹等装饰，有些带盖子，有些不带盖子，或许是失落了？这种六世纪的四系凸莲瓣纹罐是比较典型的时代标志，参见美国F.M Fayer 家族收藏六世纪青釉四系凸莲瓣纹罐。

图4：美国F.M Fayer 家族收藏六世纪青釉四系凸莲瓣纹罐

隋代邢窑的酱绿釉双泥条凸莲瓣纹作品显得还有些粗，它延续着双泥条和凸莲瓣纹的传统工艺，这种工艺应该是从南方传到了北方，在北方大约延续了一个世纪左右。

图5：隋代邢窑酱绿釉双泥条凸莲瓣纹罐

在隋、唐交接之际，我们发现河北的定窑也有这种双泥条凸莲瓣纹罐的产品，定窑紧邻邢窑以及定窑很多器物也受到巩县窑的影响，因此这种双泥条凸莲瓣纹罐的出现也很正常，我们看看定窑的这种罐，从质量上它已经是完全符合现代西方科学检测标准的“瓷器”了，而非含糊的“陶瓷”概念，这种改变是基于河北曲阳地区的得天独厚的天然资源赋予的，此时定窑的作品瓷质坚硬、釉质细润、造型仍然沿用传统的双泥条、凸莲瓣纹装饰。

图6：隋、唐定窑白釉双泥条四系莲瓣纹罐

河南省巩县窑的陶器造型也十分丰富，唐代流行厚葬的习俗，使我们今天能够有幸看到唐代墓葬中非常多的唐三彩，有些造型还赋予立体感，尤其圆雕莲瓣纹更为明显，河南巩县窑博物馆藏的唐代仰莲纹复瓣四兽首盖罐座就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典型作品。

图7：巩县窑博物馆藏唐代仰莲纹复瓣四兽首盖罐座

河南的唐三彩盖罐也有类似的作品问世，这类圆雕莲瓣纹盖罐底座应该是当时比较流行的一种。

图8：唐三彩圆雕莲瓣纹盖罐

这种圆雕式莲瓣纹装饰应该在盛唐比较流行，形式有多样，甚至还有用紫檀木漆画的圆雕莲瓣纹底座，参见日本奈良正仓院藏紫檀画漆座，以及扶风法门寺出土的银质莲花都与唐代定窑的圆雕式莲瓣纹盘子非常相似，这些都应该是从圆雕莲瓣纹盖罐衍生出来的，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唐代定窑白釉莲瓣纹圆雕盘，参见2017年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定窑瓷器探索与鉴赏》下册第110页。

图9：唐代定窑白釉莲瓣纹圆雕盘

另一支莲瓣纹的演变呈现为高浮雕形式，这体现在南北朝、唐代蜡烛台上，2002年位于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郝庄乡王家峰村东“王墓坡”北齐武平二年太尉、武安王徐显秀墓发现了大量的壁画，还有一件做工精良的青白釉高浮雕莲瓣纹烛台。

图10：北齐 莲瓣纹灯台，徐显秀墓出土

这种高浮雕装饰纹延续到了唐代定窑、邢窑作品中，尤其是定窑的作品胎釉精良，不仅胎骨坚韧，而且釉质滋润，白中闪青，大小不均的气泡疏密自然，胎釉烧结完美，高浮雕的莲瓣纹立体感很强，定窑特有的竹节纹也在广泛应用，代表了隋、唐定窑的最高工艺水平，参见2017年湖北美术出版社出版《定窑瓷器探索与鉴赏》下册第67页，要比同时期的收藏于国家博物馆的邢窑作品完美，邢窑作品的胎釉烧结还没有达到膨胀系数一致，因此还有小的开片纹，且胎骨没有完全瓷化，参见国家博物馆藏邢窑白釉烛台。

图11：唐代定窑竹节颈莲瓣纹烛台

图12：唐代定窑竹节颈莲瓣纹烛台局部

图13：唐代定窑与邢窑莲瓣纹烛台对比

高浮雕莲瓣纹也反向在唐代定窑的其它器物上，比如唐代定窑白釉莲瓣纹盒子，这件唐代定窑白釉盒子是在唐代时期少见的器物，唐代的盒子一般很少有装饰，大多数都是素面的，带装饰纹的极少，而这么精美的定窑就更是少之又少，这件盒面上的六瓣莲瓣纹是一朵盛开的莲花，与唐代铜镜上面的莲花纹完全一致，参见2017年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定窑瓷器探索与鉴赏》下册第63页，相互印证了它们的时代风格和流行装饰纹。

图14：唐代定窑白釉莲花纹盒子

图15：唐代定窑白釉莲花纹与唐代铜镜莲花纹对比

这类凸起的莲花纹或称莲瓣纹在定窑产品还是经常能找到的，虽然不是带有普遍性，但是在近年曲阳、定州地区出土的残片中还是可以找到他们的身影。

图16：近年曲阳、定州出土定窑白釉莲瓣纹器物残片

这种凸起的莲瓣纹装饰不仅在圆器上有，而且在琢器上同样也有，又如唐代定窑白釉莲瓣纹瓶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它是在瓶的腹部凸起莲瓣纹装饰，非常别致，这种装饰不仅在唐代定窑上有，还影响到宋代的缸瓦窑作品，参见2017年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定窑瓷器探索与鉴赏》下册第53页，以及首都博物馆藏缸瓦窑凸莲瓣纹瓶。

图17：唐代定窑白釉玉璧底凸莲瓣纹瓶与宋代缸瓦窑莲瓣纹瓶对比

同时代的井泾窑作品在近年考古挖掘中也发现凸莲瓣纹彩釉瓶，这是以前不可能知道的，由于近四十年的扩建、翻新等基建建设，出土的巨大量的古物，它是千年以来出土的总合还要多，我们也有幸见到古人见不到的器物，大大丰富了考古内容，改写历史是我们责任。

图18：唐代定窑白釉凸莲瓣纹瓶与唐代井泾窑凸莲瓣纹瓶对比

这种凸莲瓣纹装饰不仅在瓶类作品上使用，还在凸莲瓣纹壶类作品中看到，据《千年邢窑》下册第139页标的一件螭龙流凸莲瓣纹执壶残件定为“邢窑”，这件执壶与晚唐定窑白釉螭龙流凸莲瓣纹执壶如出一辙，我们查看邢窑历史和它的装饰纹会发现，这件执壶是孤独的一例，没有发现它的传承、发展的痕迹，而在晚唐定窑产品中却是比较流行的装饰纹，参见2017年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定窑瓷器探索与鉴赏》下册第151页，因此推断《千年邢窑》里的那件残件应该也是定窑作品！

图19：晚唐定窑白釉螭龙流凸莲瓣纹执壶与《千年邢窑》那件残件对比

这种凸莲瓣纹装饰还有其他的形式，在十世纪的定窑白釉器物中我们发现于1969年河北省定州北宋初期的两塔基出土的一件薰炉的薰炉盖子上端装饰有凸起的莲瓣纹装饰，这种六瓣凸莲瓣纹装饰与十世纪的另一种薰炉上面的五瓣凸莲瓣纹十分接近，而这种薰炉在晚唐、五代的定窑十分流行，而凸莲瓣纹薰炉似乎流行在十世纪，之后的宋代也不再流行。这类薰炉也有不带凸莲瓣纹的，参见2017年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定窑瓷器探索与鉴赏》下册第163页。

图20：十世纪定窑白釉凸莲瓣纹薰炉与北宋初塔基出土凸莲瓣纹薰炉对比

还有一些凸莲瓣纹装饰在碗的腹部，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晚唐、五代定窑五瓣花口凸莲瓣纹装饰的碗也是一例较为典型的代表性作品，与晚唐、五代定窑白釉凸莲瓣纹碗同属一个窑口，一个时代。

图21：晚唐、五代定窑凸莲瓣纹碗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对比

到了晚唐、五代定窑的凸莲瓣纹十分流行，有些凸莲瓣纹做到了极致，就像这两件凸莲瓣纹葫芦瓶的工艺做的极为复杂，且十分新颖，繁复的工序、准确地造型、精准的烧造、坚实的胎骨和滋润的釉质成就了凸起莲瓣纹的巅峰之作。

图22：十世纪定窑白釉与酱釉凸莲瓣纹葫芦瓶

纵观定窑的烧造历史，凸莲瓣纹的形成、传承和演变一目了然，它不是孤立存在的，任何一种工艺技术都有它形成、发展、传承、演变的过程，不可能突然出现，又瞬间消失，所以说国家博物馆藏的那件定为“邢窑”螭龙流凸莲瓣纹执壶应该是定窑的产品，在邢窑的历史中找不到他的发生、发展的痕迹。

[1]： 东汉永平七年（公元6年），汉明帝刘庄（刘秀之子）夜宿南宫，梦一个身高六丈，头顶放光的金人自西方而来，在殿庭飞绕。次日晨，汉明帝将此梦告诉给大臣们，博士傅毅启奏说“西方有神，称为佛，就像您梦到的那永平求法样”。汉明帝听罢大喜，派大臣蔡音、秦景等十余人出使西域，拜求佛经、佛法。[2]： 东汉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修建了中国第一座佛寺白马寺，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兴建的第一座官办寺院，有中国佛教的“祖庭”和“释源”之称，距今已有1900多年的历史。[3]： 白马寺被後世佛弟子尊为「祖源」和「释源」。安世高，原为安息太子，东汉桓帝建和元年(一四七)东来洛阳，二十馀年间，致力译经，共译出《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四谛经》、《八正道经》等三十馀部，多为小乘禅数「阿毗昙」之学，是中国早期传译小乘思想的第一人。[4]： 佛教庙宇称为莲刹。“刹”为梵语，净土之意。[5]：南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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